土耳其革命史三题:国际法、领袖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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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意义上,了解和研究土耳其,尤其是它的历史,既有学术的兴趣,也应是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时代大命题的一部分(昝涛,《发展区域和国别研究,离不开基础学科建设和顶层设计》,《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0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时代命题”亦不惟今日所独有,已被多数人忘记的是,了解和研究土耳其,一度是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颇为热衷的课题(昝涛,《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精神联系:历史与想象》,《新丝路学刊》第一期,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2月)。由此,我们今日所谓的关注就既是传承,又具新意。
格言云:“过去即外国。”(Thepastisaforeigncountry.)其意是说,当下之人看待或研究自己的历史,就像看同时代的外国一样,前者是时间的距离,后者是空间的距离。进一步言,若是研究外国的历史,当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存在双重距离,更不必说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此即研读外国历史的特殊处。
著名史家汤因比曾睿智地点明:若谈论自己以外之事物,任何个人或集团都难免自我中心主义,此为人类社会之常态,也是成为人的一种“代价”(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1页)。从中文读者的角度说,相对而言,土耳其在时空、文化和情感上跟我们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前述各种距离与隔膜,决定了大部分国人对土耳其的陌生感。基于此,以中文为媒介创作的各类作品,当以此“距离”为心理前提,并尽力拉近之。相应地,若以当下为引子,从现在说起,或许是一个能稍稍缩短那些距离的某种合适方法。当然,如何措置历史与现实之关系,学者们向来聚讼纷纭。此处不赘言。
“洛桑”之约
签署《洛桑条约》之后的土耳其代表
2017年12月7日至8日,当代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TayyipErdoğan)访问了其邻国希腊。这并不是一次平常的外交活动。自1952年以来,亦即六十五年中,这是土耳其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希腊。土希两个国家是邻居,且同为北约成员,但双方关系一直紧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还有几次濒临战争边缘。土耳其和希腊这两个国家,既有历史积怨,又有现实的宗教矛盾、领土纠纷和利益冲突。埃尔多安的这次希腊之行,也并不“和谐”。其间,宾主多次发生言语上的龃龉,且直接或间接涉及历史问题。毫不奇怪,挑起话题的是埃尔多安,他屡次提及两国领土纠纷以及希腊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这让希腊领导人颇为不快。在电视转播的会谈中,埃尔多安和希腊领导人互“怼”,场面尴尬,令外界一度对访问成果感到悲观(http://www.jwb.com.cn/gj/201712/t20171210_4824577.html)。
访问希腊期间,埃尔多安提出“更新”《洛桑条约》:“这个条约中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事情令人费解。并且,这个条约是九十四年前签署的,签署国有十一个,不止是希腊和土耳其。所以,应当更新了。”对此,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礼貌而又坚决地反对:“条约不可谈判,既不需修正,也不需更新。”他强调:“按照法律,可以对条件加以诠释,但不能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