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82篇原创首发文章

 

　　美国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消息近日传出，在中美两国间引发了一起新的外交纠纷，而在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减税法案，兑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时的减税承诺，但此举也被一些舆论解读为“要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这两则新闻所传递的信息，与上月初特朗普访华时的积极态度，形成了一些反差。

 

　　在上月首次访问中国期间，特朗普没有如一些西方媒体期望的那样对中国“开炮”，而是一再表达了要与中国开展深入合作的意愿，甚至还把他的推特封面图换成了一张展现“中美和睦”的图片。而从特朗普上任将近一年来的情况看，总体来说，中美关系没有出现大的波澜，这与以往美国新总统上台时、中美关系会有一段起伏期有所不同。即使是“美国优先”的口号，特朗普在上月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年会时，也公开宣称任何国家都可以选择以本国优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日前美国不肯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却明显反映了美国国内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强的领导能力的忌惮。美国如果仍然以前任总统奥巴马所说的“美国第一”为圭臬，将中国在各方面都视为竞争对手，这不仅将是中美两国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笔者更倾向认为特朗普总统会在对华关系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他在访问中国时的“善言善语”，真实表达了他的内心想法，而且这种想法能够在未来一直坚持下去，中美关系将完全不同于百余年前的德英关系，一些西方人士所念念叨叨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会出现。相反，两国在相互理解中携手共进，将不仅为两国各自的未来提供更强保证，也将为全球治理的有效推进和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创造更好条件。

 

　　“修昔底德陷阱”论的谬误

 

　　当一些西方人士频繁地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当前的世界局势紧张、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现状时，他们用来作为佐证的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机理，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所说的希腊与雅典的争执，实际上是说占优势地位的雅典的兴起及对外干涉引起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斯巴达的恐惧，这与今天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所指的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实际上不是一个意思。

 

　　按照“修昔底德陷阱”在现下语境中的含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作为新兴强国的德国挑战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以“新兴者”的不当行为挑战了“守成者”、结果导致国际体系崩溃的命题，没有看到国际体系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新的国家性力量已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国际关系已经增加新的变量后，国际体系还有保持原有面貌的合法性吗？

 

　　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夕，当时主导国际体系的英国霸权，已经摇摇欲坠，然而，英国人仍然本能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当所谓新兴国家作为“挑战者”面貌出现时，欧洲国家普遍仍以“势力均衡”的思想，拼命构筑对“挑战者”的包围圈，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全面性的世界大战发生。回顾两次世界大战过程，值得反思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英国仍以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为要，合理吗？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仅仅来自德国？实际上，是普遍性的对英国霸权的不满，以及英国霸权在不仅面对德国的兴起，而且在面对其他国际事态时，也已力不从心。英国的明智做法，是要认识到的实力已不足以支持霸权，转而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英法等国仍致力于垄断享有以往形成的国际权力，难免不是尸位素餐，在道义上没有了合法性，在实力和知识上也没有了合理性。回到当时历史场景，英法等国没有展示出大国应有的美德，那就是为整体的国际利益及自身长远利益而计，应该审时度势放弃僭妄已久的国际权势，而主动吸收其他大国加入到共同治理世界的行列，这样，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有可能得以避免。

 

　　要为“新兴者”提供“容身”之地

 

　　“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的理论误区，在于只从个别国家的互动，而不从复杂的国际体系视角来思考问题。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机理，归结为“新兴国家”作为“挑战者”“挑战”了守成国家和破坏了国际体系，是不够的。假如这些国家当时不“挑战”权威和国际体系，它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很可能是在其自身发展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导致内部危机。

 

　　后世史家和论者在评价德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对外政策时，多半对俾斯麦的多边外交赞誉有加，而对威廉二世的作为嗤之以鼻。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就认为，俾斯麦的外交成功主要在于两点：

 

　　一是禀持现实主义，追求有限的国家利益目标；

 

　　二是构建多重外交体系，把与德国友好或不友好的国家都囊括其中，使对抗意志在多边协调机制中化解。

 

　　而到威廉二世即位后，转向积极外交，追求更大利益，导致与列强全面对抗且不可化解，终致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种分析的问题在于：在威廉二世即位后，德国真的还有可能维持多元性的外交体系吗？假定能维持，在当时德国出现快速工业增长、对海外市场需求急剧增长后，在当时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德国能够在海外获得支持自身进一步增长的国际空间吗？假如不能，又会在德国内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且不说俾斯麦针对法国的多边外交体系，因其高度复杂而实际上不可能长久维持、并且使欧洲大国之间猜忌重重。从另一个角度来论，德国的处境是由当时的国际体系决定的。在俾斯麦时代，德国还是工业化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当时德国的有限作为，在英国眼中能够平衡欧洲大陆的其他力量、因此不为所虑，而在后来德国工业化程度继续提高、实力又有明显增长后，在德国内部解决它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已经不太可能，寻求将内部问题外部化，因此是自然的选择，这在今天称作为“转嫁危机”。德国当年其实也在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对外无所作为，可能自我失调、国家崩溃；而转向积极有为，会与列强迎头相撞。

 

　　凯恩斯是当时对此问题有清楚认识的少有的思想家，他看到德国人口已由1870年的大约4000万上升到1914年的6800万，而“迅速增长的人口只有在一国的经济结构进行广泛转型的时候才可能维持。德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工业机器，这台机器的平衡运行依赖于德国诸多国内外因素的平衡”。如果当时的国际体系真的有张力，能够接纳德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导者，德国因人口迅速增长、工业化快速推进所带来的严重挑战，就有可能在更大的国际空间化解，而当时国际体系的缺欠则有可能被德国所参与完善，这不就是两好吗？但当时的英法等国并不这样去想，而是一味以“修昔底德陷阱”认定德国兴起就是对英法领导地位的取代，不肯与德国共享领导权，这种自私自利不仅对德国是不公平的，对整个世界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意味着要维持英法等国近世以来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因是之故，德国当年的“挑战”是必然的，有可能因此寻得出路。而“挑战”也未必完全不合理，因为任何国际体系都表现为主导型国家的自私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统一，但新的国际关系变量加入后，原有国际体系的承载能力就不够了，就有进行改革和修订原有国际契约的必要了，而“守成者”一般不赞成改革和修订契约。因此，战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国际体系的“革命”，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才完结了过时的英国霸权体系，而代之以能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美国霸权体系，德日等新兴国家的发展需求，在这个新的国际体系中才能得到满足。作为倒推，如果英国能够克服自身的自私考虑，而与德日美携手推进国际体系的变革，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主导性国家（英国）的严重自私。英国的自私在一定时间内有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也提供了一定的国际公共产品，引导了国际秩序和维护了国际和平，但越到后来，英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愈显不足，维持国际体系流畅运转的能力也大打折扣，在其权利（自私性国家利益）与义务（提供国际公共品）之间已严重失衡，从道义上来说，英国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已没有合法性。如果当年英国吸收德日美等“新兴国家”一起加入到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中，而不是一味要维持自身的霸权利益（其实根本维持不了），那么，国际体系的优化是有可能的。

 

　　进入19世纪晚期后，美国、德国、日本等作为“新兴国家”崛起于国际舞台，它们在寻求进一步发展时，都曾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挑战，这些新兴国家所面对的共同难题，是本国的进一步发展与面临的挑战，已无法在本国内部化解，必须寻找更大的空间化解。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逐渐生长出能够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从20世纪下半叶美国建构起新的国际体系，德国甚至包括美国等原先的“挑战者”，不仅化解了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的挑战，而且还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经历看，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化解“挑战者”给国际体系的冲击，关键是要给“挑战者”提供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解的空间。

 

　　国际契约已需要调整

 

　　任何一个国际体系的形成，包括国际体系中领导型国家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国际契约的基础上。国际契约包含了国家可以享有的权力（权利）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两个方面，权力（权利）又是以责任为条件的，当责任不能承担、义务不能履行时，权力（权利）的合法性就消失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原有国际体系的契约关系——即以往的权力（权利）和义务关系，实际上已经严重变形，一个新的“全球世界”，急需重构权力（权利）和义务关系。

 

　　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国际体系会体现出主导国家的自私性，这反映了在此时间内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就当时场景来说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国际体系内的个别国家，毕竟比其他国家提供了了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它的合理性有时空性。在体系内的各别国家发展变化后，原有国际体系就会超载、处理不了新增的国际关系变量，在此情况下，仍片面维持原有国际体系而不改进，当然就会出现全面性的国际社会的“礼崩乐坏”。

 

　　时过势移，21世纪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场景：曾经在“二战”结束以后为世界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也享有最大权势的美国，一如当年的英国那样，在面对已有更多国家兴起于国际舞台、和自身内部所出现的问题已越来越多的现实时，也明显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了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亦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已大幅度减退，但却还在享有着“二战”刚结束之际订立国际契约时所取得的超常国际权势。如果当前的美国做出当年英国一样的选择，那是重复20世纪的悲剧。

 

　　权利和责任本该平衡的，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两种不平衡却同时存在：传统强国负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已大大降低、行为也大为减少，但其内部仍充斥着死守对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宰权，并意图寻求绝对安全的呼声；而新兴国家对国际事务担责日多、国际授权却未见增长，却仍备受传统强国的非难。既有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已越来越多表现出其非正义的一面，对此予以破解、重构国际契约关系，才能反映“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变化和今日现实，也才能为全球发展和稳定创造新的制度基础。

 

　　破解并不是要去颠覆和取代，而是改革，一是既有规则和格局需要有局部改变，而非废除既有规则、秩序，乃是“裱糊”，把漏水的屋子修好，更适宜人居；二是要做增量，也就是现有的规则、秩序又是不够的，世界经济面貌、各个国家的相对份量都已发生大变，在原有框架内已无法应对，因此需要有新兴国家加入，共同领导建设新规则。也就是说，破解不平衡，主要是做加法而非减法，不是寻求新兴大国取守成大国而代之，而是新兴大国要把守成大国不能负责的那些责任，部分承担起来，与此同时守成大国该放弃的部分权利，要有放弃。一味守成的世界无正义，一味革新的世界无秩序，要兼顾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对既有规则、秩序与守成国家的权势，要在维护与反对中取得平衡。

 

　　在20世纪上半叶，作为新兴者的德国，所做出的选择总体来说也是错误的，它过于激进地颠覆了原有国际契约的合理性，给自己和世界都带来的灾难。今天的美中两国应分别以英国和德国为鉴。就美国来说，不应一味保守以往以霸权为特征的国际权势，而应尽大可能吸纳中国等新兴国家也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共同来化解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来说，一味否定美国以往的优势地位同样不可取，美国仍是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最多的国家，在反对其霸权性权势的同时，又尊重其作为首要领导型国家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争取与其实现更多更好合作，才是更合理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如果真能形成，一种以往看起来正在不断暴露出“向下沉沦”迹象的世界，有可能重新获得“向上提升”。